牛马税为百分之一
2018-09-10 05: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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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套制度,类似于今天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发达地区对口支援,为新疆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支持。

从1760年开始,清政府每年从内地调拨“协饷”200万至300万两白银,充作新疆军政费用。当时,全国有25个省级行政区,除了财政比较紧张的黑龙江、吉林、盛京、乌里雅苏台(今蒙古国)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、甘肃、青海外,其他的省以及粤海关、闽海关、江汉关、江海关等海关,都要分担新疆所需的财政支出。

从清朝统一新疆到乾隆帝去世的40年里,新疆保持了基本稳定,社会经济迅猛发展。当时虽还没经济统计指标,但从当时内地人民不断自发迁居新疆来看,新疆的人均gdp,很可能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
据齐清顺在《清代新疆的协饷和专饷》一文中的研究,1760~1911年,清政府拨给新疆的协饷和专饷,总计高达近4亿两白银。

这些费用,大部分用于驻新疆清军官兵和办事人员(包括内地来的满、蒙、汉族官员和新疆本地的维吾尔等族官员)的工资及日常行政开支,还有一部分用于重大的公共工程,如水利和道路建设等。

每年春夏间,新疆各地核定本地次年军政事业所需费用,将开支预算分别上报中央政府的户部(类似于今天的财政部)和驻在兰州的陕甘总督衙门(类似今天的兰州军区)。户部审定该预算后,按内地各省区和海关财政收支状况分摊。各省区和海关接到分摊数额后,按期将银两解送陕甘总督衙门,再由新疆派人领取,分存新疆各地银库,按月给各地公职人员和驻军官兵发放。

当新疆遇到大事时,由清朝中央政府拨专款支持,称为“专饷”。例如,乾隆年间的土尔扈特东归(编者注:土尔扈特是我国蒙古族中一个古老部落,明朝末年部族中的大部分人离开新疆故土,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开拓家园,建立土尔扈特汗国。后因不愿向沙俄称臣,历尽艰辛于公元1771年回到祖国),中央政府拨出专款20万两白银用于救济和安置。道光年间,平定境外浩罕汗国支持的张格尔叛乱时,中央政府共拨专款白银1000万两以上,其中400万两来自户部,200万两来自皇帝的内库,还有400万两从其他渠道筹措。清朝最大规模的拨款,是19世纪70年代,反击英俄支持的浩罕汗国阿古柏的入侵。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称:“七年之中总数逾5230万两协饷的支援,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胜利的惟一决定性因素。”1876年2月1日,清廷发出上谕:“国家经费有常,此次筹借巨款,系天下合力,办西陲军事,竭十余年之力,办今日军事。”

保卫边疆是建设边疆的前提,乾隆年间,清朝在新疆常驻的军队约4.5万人。“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”,新疆每年的军政费用需白银200余万两,而新疆全年货币形式的赋税收入,仅有白银10余万两。清政府规定,新疆的所有财政收入都留归新疆各地使用。新疆地方财政的收支差额问题,则通过内地省份的“协饷”解决。

3月29日至30日,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,对进一步加强和推进对口支援新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。鲜为人知的是,早在清朝乾隆年间,“对口支援新疆”的财政制度就已诞生。为了加快新疆发展、维护新疆稳定,重新审视当年的一些做法,不无裨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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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9年,清政府完全平定了中国西北边疆的叛乱和割据势力。乾隆皇帝取“故土新归”之意,将西域改名新疆,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,管辖天山南北超过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。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,新疆各族人民,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全国各地的支援下,利用当时新疆的资源优势(主要是可垦荒地和草原),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发展。

乾隆年间,清政府为了鼓励各族人民发展生产,在新疆采取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,对一些地区和民族完全免税,如哈密和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人,以及蒙古族土尔扈特东归部众。另外,清政府在其他地区的税率也很低。例如,清朝在牧区征税很轻,牛马税为百分之一,羊税为千分之一。

此外,江苏、广东等地的商人,也曾联合捐款上百万两白银,补充新疆的军政费用。

新疆的协饷制度,在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发达地区对边疆的支援制度。类似的还有西藏,但清朝从内地派驻西藏的官员和军队,总计只有数千人,财政支援的规模无法与新疆的协饷制度相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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